1936年，叛变的地下党约陈毅到酒店里见面，没想到陈毅先去了叛徒家中，只因叛徒媳妇说了两个字，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圈套。
1936年的冬天，南方的天冷得刺骨。陈毅正带着队伍在赣粤边区的大山里钻来钻去，打那场极其惨烈的“南方三年游击战”。主力红军早就长征了，他们这帮留守在原地的人，彻底和党中央断了联系。
就在这个时候，一封神秘的信送上了山。写信的人叫陈海，原本是红六军团的长征掉队人员，经过组织审查后，被派去国民党余汉谋的部队里搞秘密兵运工作。这封信言辞极其恳切，说中央派代表来了，人就在大余城南饭店，带着极其重要的指示，急切盼望陈毅立刻下山接头。
陈毅心里当然激动，可他从井冈山一路杀出来，多年在刀尖上舔血的经验让他强行按下了冲动，留了一个心眼。
接头地点定在被敌人重兵把守的县城饭店，这本身就透着一股子反常的邪气。要是中央真派人来，完全可以通过地下交通站的秘密渠道上山，干嘛非得让游击队的高级指挥员去城里冒天大的风险？陈毅决定去探探虚实，但他根本没打算按约定的时间去，更没打算直接去那个饭店。他带着梅山区委书记黄占龙，两人化装成外地来的教书先生，悄悄摸进大余县城，直奔陈海家。
这一步看似多此一举，其实正是老地下工作者的保命基本功——凡事必先探底。
到了陈海家门外，两人没敢贸然往里闯，正好瞥见陈海媳妇在院子里洗衣服。黄占龙压着嗓子凑上去，像个寻常朋友那样打听陈海在不在家。那女人头都没抬，手里的活儿也没停，特别神气地甩出两个字：“团部！”
就是这两个字，像一道惊雷瞬间劈醒了陈毅。
陈海的公开身份，只是国民党部队里一个普通的大头兵，干的还是掉脑袋的秘密兵运。按常理，他根本没资格进国民党正儿八经的团部去办公，更不可能大白天光明正大地待在那里。
更要命的是他媳妇的态度。以前陈毅见过她几次，那是个典型的谨小慎微的底层妇女。现在自家男人去了一个极其危险的敌营核心机关，她非但不慌张、不掩饰，反而语气里透着一种有恃无恐的傲气和炫耀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秘密工作者家属如此高调，唯一的解释就是她丈夫已经彻底倒向了手握重权的那一方。
陈毅因为是四川人，加上那妇人当地方言口音极重，他当时其实把“团部”听成了“糖铺”。大余城里确实有个糖铺，叫“广启安”，正是咱们地下党设立的秘密交通站。陈毅和黄占龙顺势一转，就往糖铺走去。
可等到了糖铺门口，气氛更加诡异。店面虽然开着，里面却全换了生面孔，连一个认识的联络员都看不见，反倒是有几个形迹可疑、腰间鼓鼓囊囊的国民党便衣在门口晃悠。两人连门都没进，直接转身走进旁边一条僻静巷子里的小茶馆，假装歇脚。
没过多久，茶馆里一个叫老曾的伙计认出了陈毅。老曾也是自己人，他借着给客人添茶水的功夫，慢慢蹭到陈毅桌边，压低声音：“陈海叛变了，交通员黄亚光也被抓了。”
所有的细节在这一刻全对上了。那封所谓的“中央来信”，根本就是陈海和国民党军精心编织的绞肉机。
陈毅没有半分慌乱，他深知此刻哪怕眉头皱一下，都可能暴露出破绽。他极其镇定地留下茶钱，带着黄占龙趁着街上国民党兵换岗的空档，跟着茶馆老板从后门绕出去，钻进了老百姓的民房，借着错综复杂的小路硬是从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摸出了城。
另一边，陈海在饭店左等右等不见人影，知道自己的把戏被识破了。狗急跳墙的他直接带着大批国民党兵顺着山路往梅山斋坑赶，企图把游击队指挥部一网打尽。好在斋坑的警卫员曾忠山机警，发现敌人包抄上来时，直接鸣枪示警，打乱了敌人的阵脚，掩护项英等同志迅速转移。
咱们跳出来看看，陈海到底为什么要叛变？
在当时那个绝境下，国民党为了困死游击队，搞了极度残酷的封锁。他们修碉堡、设封锁线，甚至搞“计口售粮售盐”，把老百姓的物资卡得死死的，连一粒盐都严禁带上山。游击队员们寒冬腊月还穿着单衣，常常连野菜都吃不上。
与此同时，国民党开出了天价悬赏。墙上贴着的告示里，陈毅的人头标价足足3万银元。
陈海没扛住，他选择出卖同志、出卖信仰，去换取那带血的荣华富贵。
但陈海这种软骨头，绝对代表不了那个时代的底色。
就在那场大搜捕中，有一个叫彭妹子的普通客家妇女不幸落入敌手。她只是个帮忙传递消息的编外群众，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，枪托狠狠砸在她的身上，逼问陈毅的下落。她硬是死咬着牙，被生生打得昏死过去，也没吐露半个字。
一个是受到组织重用的老资格，一个是手无寸铁的底层百姓；一个为了悬赏摇尾乞怜，一个为了红军死咬牙关。这就是咱们中国革命能走到今天的基本盘，无论环境多恶劣，总有脊梁骨硬挺着的人在默默死撑。
陈毅的这次脱险，咱们绝不能简单归结为运气好，或者仅仅是听错了一句方言。这是在尸山血海中练就的极度敏锐，是对人性幽暗面的深刻洞察，更是老一辈革命者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冷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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