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原标题：着眼长远的城市懂得投资于人）钱龙配资
言咏 | 文 进入5月，各地陆续发布“幼升小”“小升初”相关政策，开放报名平台。我们注意到，在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入学政策上，部分城市今年进一步降低了门槛。
比如无锡宣布钱龙配资，对持有本市居住证满3个月及以上的未落户人员，不设社保缴纳要求，保障其子女进入公办学校或政府全额购买学位的民办学校、普惠性幼儿园就读；苏州将随迁子女申请积分入学条件之一的连续居住时限由1年缩短到了6个月。成都将在3个区（县）试点实施随迁子女就学“零门槛”“随到随读”“全公办学位”的政策。浙江则提出，今年将为持有居住证的农民工随迁子女100%提供义务教育公办学位。
各地相继放宽随迁子女入学条件是政策推进的结果。经过多年的演变，中国流动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政策，最终形成“两为主（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、以公办学校接收为主）、两纳入（将常住人口纳入区域教育发展规划、将随迁子女教育纳入财政保障范围）、以居住证为核心依据”的政策体系。这一政策体系的完善与落实为随迁子女平等接受教育提供了保障。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，教育部部长怀进鹏透露，城镇务工随迁子女85%都能够进入公办学校就读。数字背后是无数家庭的故事，意味着孩子可以不再留守，父母妻儿得以团聚。这也是教育普惠迈出的大一步。
换个角度看，相关政策得以推动和落实，和城市之间的“抢人”大战也不无关系。对于一个城市的外来者而言，大部分人更关心能否和本地人一样享受优质便捷的公共服务，比如孩子的入托入学和自己的社保等问题。可以说钱龙配资，政策驱动和城市发展的客观需要就这样形成了合力。这体现了城市治理观念的进步。
不过，现实中我们仍然会发现，一些城市“抢” 的主要是高学历人才，为此不少城市开出了优厚的条件，并给予各类人才包括落户在内的各种便利，这当然无可厚非。但是很显然，能够名列其中的人毕竟是少数。问题在于，很多城市很少考虑不在此列的大多数，更不用说在公共资源投入方面将他们纳入其中，特别是在城市提供各类生活服务业的外来务工人员。这就形成了一个怪圈：城市需要这些人，但城市对他（她）们并不友好。无论这个群体自己还是他们的子女，都是城市的“边缘人”。
近几年，一些城市开始重视服务型人才的引进。究其原因，一方面是经济下行压力之下，各地都提出大力发展服务业以促消费；另一方面，城市在进入老龄化之后也有更多照护服务的需求，特别是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城市，这样的需求就更见紧迫。坦白说，这种“转向”多少有些功利色彩——迁徙自由是人的权利，城市本不应该厚此薄彼，甚至给一部分人打上“低端人口”的标签，试图拒之于门外。即使如此，我们仍然乐见改变的发生。我们以为，今天的城市主政者应该像重视自己眼中的“高端”人才一样重视这部分人的诉求，提供便利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。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城市落地生根的过程，就是他们贡献于城市的过程，也是城市生长的过程。
事实上，一座富有活力的城市必然是有包容性的，无论身份职业或财富多寡，都能够在城市里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，并享有自己的生活方式。他们共同构成了一座城市的完整生态和勃勃生机。当我们讨论促消费的时候应该明确：消费能力的提升依赖于城市的勃勃生机，新消费场景的涌现也离不开这样的生态和土壤。
一些城市担心，给予外来人口平等的公共服务，增加公共服务需要人力和财力投入，本地居民也有可能因为资源被分享而产生不满。我们理解，这是以静态而非发展的眼光看问题。一座着眼长远的城市，是懂得投资于人的。城市与人，从来都是相互依存、彼此成就的共生关系。人是城市的核心资源，人向哪里流动，哪里就有活水源头，奔涌不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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